十月十五日，蔡天凤案件已进入第十七天的审理，现任丈夫谭方骏再次出现在法庭上，成为持续三天的证人。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代表其前夫邝港智的辩护律师安华晖的严厉交叉询问，令整个庭审现场紧张气氛愈加浓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指控，甚至超越了此前讨论的“500万赌债”议题。辩方律师在问询时大胆声称，谭方骏“更希望与邝港智发展成恋人关系，或者发生更亲密的关系”，而谭方骏对此的回应简洁而坚定，仅用五个字：“绝对不同意。”

在法庭上，谭方骏确认了他与邝港智的交情始于2008年，二人在协同国际学校时相识。他提到在中学时期，他们可以称得上是好朋友。在邝港智离校后，谭方骏赴澳洲升学，回到香港时依然保持联系，彼此关系良好。辩方律师安华晖根据这一段亲密的友谊，逻辑性地提出怀疑，认为其之间的关系远超友谊，甚至暗示潜在的性关系或情感联系。面对这样的质疑，谭方骏毫不迟疑地反驳，用重话强调了自己的立场：“绝对唔同意。”

这个突如其来的指控毫无证据作为支撑，辩方并没有进一步探究其细节，也未提供任何相关的证据材料，但其意图已然显而易见：在陪审团心中植入疑问——谭方骏与邝港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辩方还继续发问，指出谭方骏和蔡天凤曾经在海南海口探望邝港智，并一起分享了餐点。谭方骏解释说。此行是由于蔡天凤的母亲张燕花是海南人，他们回去探亲时恰逢邝港智也在海口，相遇自然不足为奇。他进一步透露，蔡天凤告诉他，邝港智得知他们的恋情后，表示“祝福我哋”。在辩方的连串发问中，这些细节被串联成一条看似颇有暗示性的线索：频繁的见面、共享的海南之行、对恋情的祝福，辩方试图描绘出一个隐秘的、更为亲密的关系图景。然而，谭方骏坚决反驳，这些交往皆是出于做父母应该尽的责任，都是为了孩子的未来。 UED

谭方骏在庭上还承认，曾与蔡天凤在澳门借下500万的赌债，蔡天凤为此担保。他起初打算不偿还此债务，认为“太阳城赌场已经倒闭，冇公司喎，咁我还咪好傻仔”。然而，随着债主的恐吓来到他位于九龙塘的独立屋，谭方骏的父亲受到了骚扰，最终决定将债务偿还。辩方则指出，谭方骏的父亲当时寻求邝港智的帮助来处理这笔债务，谭方骏确认邝港智是以“无偿”的方式予以协助。但是，与此同时，张燕花在庭审中坚称是谭方骏的父亲主动还款，并强调他不想给女儿带来困扰，否认了邝港智向谭父借钱的说法。双方的矛盾是否真实可信，将留待陪审团评判。

辩方在当天还提到一个关键的细节，邝港智案发时所使用的手机号码，竟然曾是谭方骏的旧号码。尽管谭方骏对此事实确认，但他矢口否认将这张电话卡直接交给邝港智使用，解释说他出于“风水”原因需要更换号码，而新旧号码十分相似，旧卡就被他放在冰箱顶上，后来蔡天凤拿过那张卡，转交给了邝港智。然而，法庭上并没有完整阐述这张卡如何从冰箱顶经过蔡天凤的手而来到邝港智手机中的明确链条，辩方借此展开的论点意在说明谭方骏与邝港智之间的联系，比他在法庭上愿意承认的要深厚得多。

要理解辩方在这个时间点抛出“想和邝港智发展成恋人”的指控背后的意味，需要考虑庭审的进行情况。经过十七天的审理，控方已经呈现出了一系列形成闭环的证据，诸如租村屋的时间、购买工具的种类、邻居的证词、汤煲中的物证、闭路电视捕捉到的相关行为。这些证据不必依赖证人来解释，它们已能自我具言。如若辩方希望在事实层面进行反驳，就需拿出同样具备支撑力的证据，不论是要证明租村屋有其他用途，还是证实购买的工具是生活所需，快三日的审理中辩方对此一无所获。 UED

在这种情况下，辩方面临的唯一出路，便是削弱控方证人在陪审团心中的可靠性，而谭方骏则是控方的重要证人之一。作为目击者，他亲眼见证了2022年暑假期间邝球对蔡天凤的殴打行为，其证词直接指向了邝球对蔡天凤施暴的事实。如果辩方能够动摇谭方骏在陪审团的可信度，将直接威胁到控方关于邝球的指控。显然，“想和邝港智发展成恋人”这一指控正是在这种逻辑下提出的。其目的不仅是想证明谭方骏对邝港智怀有情感，更意在让陪审团在听顾证词时，心中多出更多层次的思考。

这样的指控并没有证据支持，辩方亦未做进一步追问，它更像是一种“标记”，旨在为谭方骏的每一句话赋予“这个人可能有所隐情”的标签。此种策略在刑事案件中并不鲜见，当辩方在事实层面明显处于劣势时，往往通过对证人的个人关系、动机与利益的审视，来削弱其证词的有效性。作为资深律师的安华晖在提出这一指控时，时间与手法的选择皆经过深思熟虑。他深知该指控不会被采信为事实，但陪审团并不需要“采信”某项指控，只需对某一说法“铭记于心”。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策略虽能在法庭上留下一定的影响，却也把庭审焦点从蔡天凤案的核心内容上转移。案发的重点是蔡天凤的死亡、碎尸及焚烧的经过，以及这一切的策划者，而在第十七天之后，这一重心被部分牵引至了谭方骏与邝港智之间的关系。接下来，陪审团在审视谭方骏的证词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思考那些与案件本质无关的问题：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谭方骏为何使用这样的电话号码？他前往海南的行程是否另有隐情？这些问题未必有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它们也不需要答案，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制造出一种“不确定性”，而在刑事案件中，不确定性正是辩方所需的重要武器。 UED